⬣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总结 ⬣
儒家德治思想内涵论文及其实践意义内容摘要：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可以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儒家 以德治国
中华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儒家德治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几经曲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本文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主要方面予以论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顺利实施。这套制度，姑且称之为德制。德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礼”.《礼记》是儒家“五经”之一。礼，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器具里装着两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礼产生于祭祀活动，其本义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时代，祭神是神权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礼仪不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动中有不同的祭礼资格，并由此而逐渐演化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秩序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成为一种维护神权统治的政治谋略和手段。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政治文化核心本体的殷周之礼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备，由之而扩散。从古老的祭祀活动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礼，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绎为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范。
礼，起源于治国。古人对于礼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把礼的起源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说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曾经建立了完备的礼学体系，他对“礼”的论述较为精当，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这样论述“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荀子认为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则会引起社会混乱和贫困，因此，统治者就制定了“礼”.荀子又说：“故礼者，养也。”意为“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圣人对人之所欲的调节，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礼，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荀子认为，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分”,即辨明贫富贵贱等级界限，使人们各有差等。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是谓也。”荀子不赞成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必然导致谁也制服不了谁，于是争乱泛起，社会动荡。为此，必须用礼来规范各人的本分，保持贫、富、贵、贱的等级界限，这就叫“维齐非齐”.“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周书·吕刑》，主要辨明同与不同的关系，要做到同就得有不同，要做到齐就得有不齐。荀子的意思是要说明，保持国家的整齐秩序，就得有贫富贵贱的等分，而礼就是用以规范这种等分的行为标准。“分”作为礼的实质，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区分”之分，即通过礼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互不相同的等级；二是“本分”之分，即通过礼来规定人们的本分和职责。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就意味着各自都有其固守的本分；人们能固守其本分，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们之间是有分别的，而且这种分别是合理的。荀子关于礼的实质的论述，其实是着眼于宗法制度下对人们的政治权力和财产待遇的一种分配和确定，并以此来表明每一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确立的依据则是宗法血缘关系。而礼的现世功能也主要依据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而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另同异、明是非也。”荀子说：“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等级制是荀子“礼”的核心内容。荀子明确地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礼”有贵贱的等级，有明确和严格的是非标准。《中庸》里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荀子·非相》中说：“分莫大于礼”.这样的“礼”,也就是这样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秩序。“礼”实际上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
礼，是治国之根本。《礼记》上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荀子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10]认为“礼”事关国家的命运，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1]指出了为人、办事、治国都必须依靠“礼”.“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12]认为国家没有礼仪就不能很好地治理，治国的礼法标准既已确定，那就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欺骗了。荀子认为，“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他说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13]宋元时期，治国方略基本是沿续儒家的政治主张，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朱熹。朱熹一贯主张德治。他仔细探讨政刑德礼的.相互关系，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政刑为治国之具。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所讲的德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观念，统治者实行德治，就是通过修德以使民众感化，然而单纯的道德感化还不能使民众达到完全至善，这就需要以礼齐之，礼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为维护道德而制定的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是德的保障，礼治能够协调君臣、父子、夫妻等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儒家德治思想是以一套完整制度为载体而推行的，在制度强制执行下，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种通过强制执行制度以推行统治阶级治国思想的治国理念及实践，可以称之为法治。德治与法治，从根本上是相通的。道德约束相对于法律约束而言，显得有些软，实施德治离不开制度作保障（法律是制度的一种形式）；法律约束是强硬的，其规范的内容许多是道德底线。德治思想及德治实践，法治思想及法治实践，都是人之所生，人之所履，都是人治。讲德治，要把德治思想以法律等形式贯穿到治国实践中；讲法治，也要把德治思想充分吸纳到依法治国实践中，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治国方略。
二、德政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对统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集中表现为“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4]谕示以“德”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己处在一定位置上，别的星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当政者如果能为政以德的话，四方之民自然会归附。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
儒家德政的核心是“仁政”.孟子以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感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心态，把人们的价值导向引到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完善之路后，又扩而充之到政治领域，形成了其着名的“仁政”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基本意义与孔子所阐发的德政思想是一致的。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16].孟子还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7].这就从心理根源上把德政看做是治世良方。儒家仁政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
儒家“仁政”思想在政治方面体现得很充分。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他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18]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9]孟子之重视民众，我们还可以从他把人民连同土地、政事视为诸侯的“三宝”得到确认。在孟子看来，国君、社稷都是可以“变置”的，惟有人民是不变的，民心之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定的基础。孟子还以齐国和燕国间的战争为例来说明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孟子认为，齐国之所以打败实力并不亚于自己的燕国，燕民之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是因为燕国的老百姓要“避水火也”.此外，对于齐王想要攻取燕国的想法，孟子答复说：燕民悦则取之，不悦则勿取。可惜齐王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话的含义，残酷地对待燕国人民，最后遭到了燕民的群起反抗。孟子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人民在战争乃至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20]这里提出的是“养民”问题。又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发政施仁，……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21]孟子主张对那些鳏寡孤独者实行社会救助，使其各有所安、各有所养。孟子还主张统治者要“与民同乐”,要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方法来治理民众；用“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同情心理来爱护民众。孟子把孔子所谓的“利民”、“富民”、“教民”的“德治”思想推进到“保民”、“爱民”、“与民共苦乐”的“仁政”上，在政治上似乎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最终使老百姓有“恒产”,然后使老百姓做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22]孟子主张对“残民”行为进行抨击，“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23]面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严酷社会现实，孟子告诫统治者这是一种“率兽而食人”的做法。其结果就会像“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那样，把人民赶到死路上去。孟子针对当时各诸侯纷争的局面，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4]孟子对上古及当世之君主做了划分：即有名有实之君主与有名无实之君主。桀纣则为无德之君的代表，是有君之名而无君之实，因此当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时，孟子的回答言简意赅，荡气回肠：“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5]孟子对诸侯间的争战给予强烈谴责，认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26]孟子还提出“不嗜杀人”而“王天下”的想法，这是孟子一贯主张的“尊王道抑霸道”思想的表现。孟子竭力宣传其“王道”主张，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以德服人”的观点是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还对“不嗜杀人”而“王天下”的观点进行了说明。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27]不嗜杀人者意即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便是要君王能修心养性，提高心性才能够不以杀人为务，从而取得“王天下”的资格。天下的人君如果“不嗜杀人”,那么人民就会“引领而望之”,就会像“水之就下”一样纷纷前来归顺。孟子告诫统治者“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28]孟子进一步提出，“保民而王”的关键就是要时刻关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达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29]的目标。孟子认为，一个政权能否建立和巩固，完全取决于民心之向背，这是他仁政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30]“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31]这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所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先有“不忍人之心，后有不忍人之政”这一过程即是从“修心”到“仁政”的转化。“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仁”是“心”的反映，而“心”是决定“仁”的内在根源，而“有仁”与“无仁”又是“仁政”与“暴政”的区别所在。这里孟子把道德伦理上“心”的作用，由人的自在性修为扩充到外在的治理国家之上，从而形成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理论，以“重民”、“不嗜杀”、“行仁之教化”等方式来说明。孟子之后，仁政思想被历代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治国理论中的根本主张。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集》）戴震说：“人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儒家“仁政”思想还体现在经济方面。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32]经界就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固然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但孟子建议的实质是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孟子的主张基本符合历史进程，是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33].孟子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34]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35]他要求“薄税敛”,怒斥奢侈挥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36]孟子提出了保护工商的思想。他认为工商是社会生产和交换不可缺少的。针对战国时林立的关卡和沉重的赋税对工商业发展的制约，孟子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意思是说，在市场上给商人提供储藏货物的地方，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对各地设立的关卡，孟子要求只稽查而不征税，“关，讥而不征”[37].
儒家“仁政”思想在法律方面也有所体现。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38].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儒家“仁政”思想能够治国安邦。儒家认为，仁政可以笼络民心，使民顺从；保尊守位，不失王权；君臣共仁，德一邦兴。《礼记·大学》中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尧和舜以仁德加修于身，以仁慈对待人民，所以受到了人民的拥戴，尧舜之为历代称颂之贤君，概源于此。《中庸》中说：“力行近乎仁……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天下国家矣”.也就是说，“守仁”可以“治人”,“治人”则可以定国，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治国思想。《孟子·公孙丑上》说：“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唐太宗李世民，对隋末农民起义中民众在社会历史中所显示的力量和重大作用，有亲身的感受，特别是在唐初国库空虚、经济凋敝、人民极度贫困的情况下，统治者稍有放纵，便会激起百姓的反抗，所以李世民特别关注君和民、民和国的关系，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李世民反复引用荀子的话来告诫臣下和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失去民众，就不成为君主，而民众没有君主依然还是民众。把民众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提醒太子诸王，如果不重视民众的利益，必将失去民心，亦即丧失统治的社会基础，招致家破国亡的命运。他把从民意、顺民心的重民思想作为制定国策方略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重民思想的指导下，实行开明政治，纳谏任贤，才使得贞观年间，君臣关系协调，整个统治集团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儒家德治思想的精神内核是以民为本。统治阶级要实现治国安邦，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对决定其统治地位能否牢固确立的根本力量——人民大众的力量予以重视。在中国古代，这种民本思想遇上明君，则能付诸实践，给广大老百姓带来福音，也为其维护统治增添力量；如果遇上昏君，这种民本思想则只能成为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实现起来就缺乏保障。儒家德治思想虽然有德制作为其推行的保障，但是这种德制是由统治阶级单方面制定的，普通民众不能参与这种德制的制定，只有执行的义务，这种德制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志。中国古代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一种好的治国思想如果不能在其制度中充分体现，其制度执行力度再大，也是无法将这种思想贯彻到治国实践中去的。
三、德教
儒家德治思想强调道德教育。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深深懂得，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如果道德水平不高，统治阶级即使本领再大，其治国方略也难以实现。只有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具有了较高的道德素质，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统治阶级在对各级官吏提出严格道德要求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39]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40]就是说，用行政手段，只能使老百姓害怕，而用道德教化却能得到老百姓爱戴；用行政手段，只能得到老百姓的财物，而用道德教化却能争得民心。贾谊说：“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汉书·贾谊传》）。又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政治，然后劝民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新书·大政》）。这里，把德教提高到了“政之本”的高度，把德教看做是治国富国的一项根本措施。
儒家认为，实施德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专门的师长在学校进行的道德传授和训戒。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德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孔子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坛公开讲学的人，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方面的内容，可见，孔子是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的。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41]孔子还身体力行地采用乐来教化百姓，陶冶情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孟子也是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的。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42]《礼记》云：“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故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43]又说：“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44]兴校教德之风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其劝善；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史记》卷121《儒林传序》）。古代的学校，主要是进行道德训戒，传授知识在其次。伦理训戒的内容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伦理道德。
另一种则是通过统治者言传身教和大力倡导等形式来实现的伦理风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所说的“道之以德”,就是讲要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去为人们提供行为导向。董仲舒说：“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他还说：“夫万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程颢说：“百姓安业，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从，劳之不怨，心附于上，固而不可摇也；化行政肃，无奸宄盗贼之患，没有之，不足为虑，盖有歼灭之备，而无响应之虞也。”（《二程文集》卷五《为家君应治上英宗皇帝书》）就其实质而言，德教与德化并无多大区别。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治国安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一种治国思想要落到实处，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德教，就是中国古代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逐渐总结出来的一种统一广大民众思想认识的有效方法和手段。这种探索，不仅在形式上渐趋完善，而且在内容上与时俱进，为当代中国治国实践提供了借鉴。
四、社会理想
儒家的社会理想，集中表现为“大同”.《礼记·礼运篇》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倡导“天下为公”,鼓励人们献身于公共事业，向往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所谓“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体现。强调“选贤与能”,其主旨在于破除奴隶制的世袭制。主张“讲信修睦”,旨在建立高尚的人际关系，人与人相互交往讲究诚实守信，长久和睦共处。主张改造奴隶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亲”传统，推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新观念，其本意在于由“亲亲”扩大到“亲其所非亲”、“子其所非子”.强调完善社会保障系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男有分（职分），女有归”.其意是说，男子应有职分，女子应当有所归依。向往没有欺诈、没有刑事犯罪发生的太平盛世。这个盛世“谋闭而不兴”,无人搞阴谋诡计；“盗窃乱贼而不作”,没有偷盗、抢窃等刑事犯罪现象发生；“外户而不闭”,人们在夜间不用关门也可以睡安稳觉。
有理想才有现实。儒家德治思想为中国古代社会描绘了美好前景，激励中国人民上千年为之奋斗不息。这个美好理想，有些目标已经变成了现实，有些目标离人们越来越近，人们仍在为之不懈努力。理想总是会有的，人们的追求是无限的，人类社会将会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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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 要:儒家道德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庞大的体系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有透彻的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儒家道德思想是不可缺席的,它将对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道德危机的缓解及新道德的重建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道德;儒家道德思想;道德危机;当代价值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儒家道德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又经历代大儒阐释,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启迪人们自觉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的精神宝贵财富。
一、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道德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岀儒家贵和、尚德的人文理想。 1·关于人与自我的道德内容 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提倡要正确看待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显然更重视人的道德价值。 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 作为儒家经典的精髓《大学》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儒家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便是最好的说明。 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 认为一个人,有了自我修养的诚意与要求,才具备人生修养的基础。其次,“好学”,“好学近乎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是非常重要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很好的修身养性。最后,“践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和道德的人,要做到知行合一。 虽然说儒家这种主体的道德修养,最终是为了使个人服从社会的需要,但儒家这种注重人的自我观照,自我修养、自我实践的道德原则,没准会成为治疗现代人精神与道德迷失的一剂良药。 2·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内容在对个人与社会的思考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家族社会所孕育出来,并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派别。该派思想家们一开始就跳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对立思考,而把群体的和谐作为他们理论的目标和出发点。他们认为,社会安定有序就是道德价值所在。”“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的道德原则都是为了营造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儒家强调“礼”,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以使各个社会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这样社会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而“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范畴,主要体现为侍长以“孝”、侍君以“忠”。孝悌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孝悌”的延伸。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还要求人们要以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对他人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形成一种和谐的人文氛围。 不难看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轻自己而重他人,轻个人而重群体,表现出很明显的利他性、群体性和和谐型,这种对群体与和谐的强调甚至要求牺牲个人利益,这也是儒家道德思想近代以来屡遭诟病的原因。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视其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大障碍。 3·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谐”仍旧是儒家强调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因此,人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儒家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正德”首先是指天地“生生之大德”,即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的大德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而人的“仁”性表现于外,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孔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以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能涵润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使人民各得其养,这便是儒家“正德”的真实表现。“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础上的“利用”,即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符合道德原则的“利用”,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存续,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 儒家这种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对于现代社会中,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儒学的.中和思想既是一种宇宙观、修养观,又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追求宇宙的和谐,倡导兼容与博大,倡导遵守社会法度与道德,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不偏激是中和思想的核心.中和思想的人格修养观充满了做人要端正无私、奋发刚毅的精神,有助于现代人性完善.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倡导和积累的、经过凝练而成的一种价值理念。如果说企业是船，那么文化就是帆，没有帆，企业就无法远航。文化引领企业的发展方向。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它会产生自然的影响力，润物细无声，可以抢占人的心智、牵引人的思想、驱动人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企业能否做到百年不衰、基业长青，关键看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否被认可。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魂魄，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现如今，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择手段、违背商业伦理、置社会责任于不顾，甚至丧尽天良，生产伪劣产品，如“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肯德基“速成鸡事件”……这种赚取不义之财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观存在重大问题。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是先进企业文化的灵魂所在。要建设先进的企业文化，关键是塑造核心价值观，否则企业文化只能是流于形式，缺乏内在生命力。 21. 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乎。 22.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23.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的欲，不逾矩。 24.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25. 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26.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27.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28.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摘《论语》 29. 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 30. 有杀身以成仁。 31.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32.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33.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34. 有教无类。 35.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36.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37.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38.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39. 《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40. 往昔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历史智者学派思想的局限性 1、.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产生的条件 2、只有自知之人，才是真正的觉悟者。 3、不同点: 4、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 5、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精神的最初体现，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6、① 社会背景方面：都是在社会动荡，争霸时期出现的群体； 7、相同点: 8、智者学派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作用。它的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精神的最初体现。例如,"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它一下子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我们有理由把智者运动看作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滥觞,而把普罗泰格拉视为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 9、智者，知人不知己，知外不知内;明者，知己知人，内外皆明。 10、① 首先他们的内涵不同，士阶层是中国春秋时期出现的靠脑力劳动以赚取生活资料的一个阶层，主要由没落的贵族、低等贵族和庶人群组成，学术下移和养士之风盛行发展起来。 11、明，是心灵之明。“知人者”，知于外;“自知者”，明于道。 12、② 政治参与方面：都称为统治阶级的智囊团； 13、(1)经济基础:古希腊奴隶制经济工商业的兴起和繁荣。(2)政治条件:雅典奴隶制城邦形成和发展,民主政治活跃。(3)人才结构:各地学者云集雅典城邦,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 14、欲求真知灼见，必返求于道。 15、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此二句文全出自老子《道德经》。(只有这句，除非是后人引申，我想不会有相似但意思相换的原句了)智，是自我之智。 16、③ 教育思想：都主张教育作用巨大，培养政治人才，丰富教育内容，重视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 17、⑤ 教育办学：都创办私学，收费授徒，扩大教育对象，促进文化传播，促进教师职业化 18、③ 再者影响不同，智者派随着古希腊的消亡就逐渐消失了，只存在了半个世纪，而士阶层的思想一直伴随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延续了俩千多年，对如今我们的文化教育仍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19、相同点:都把人类及其环境作为探究的课题。不同点:①智者学派强调人的价值、人的作用、人是万物的尺度,各种知识是提高人的能力的基础;苏格拉底更重视人的伦理道德,主张知德合一;②智者学派主张民主政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主张有知识、有德性的少数人治国,对民主政体特别是雅典后期的激进民主派,不遗余力的加以攻击。 20、智是显意识，形成于后天，来源于外部世界，是对表面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具有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明，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具有无限性和客观全面性。 21、② 其次是学术思想不同，智者派是重视科技，教授三艺，局限在知识领域，而士阶层内容丰富，轻视科技，主要教授六艺六经。 22、智者学派与苏格拉底思想观点的异同。 23、（2）意义：智者学派对雅典民众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它的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特别是它关于奴隶制度不符合人性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局限性：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人主观的感受，忽视人们认识的共同性，认为没有是非之别，这样的思想方法给主观随意性和极端个人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智者的言论内容和辩论方式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倾向于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 24、④ 学术思想：都著书立说，开展学术研究，丰富和传播各种思想观念； 25、（1）基本思想：他们认为了解宇宙的本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研究主题开始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研究社会的各种问题，研究人类，反思人类自己。同时，他们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组织和伦理规范等。他们热衷于考察和认识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智者学派的一些学者产生了更为激进的思想。他们认为，以往希腊人宣扬的平等都只是法律上的平等，并且仅局限在自由民内部；应该把“平等”推广到所有的人，在城邦内部实现所有人在教育、财产、种族等方面的平等。 26、老子说了，知道别人，你是智慧。你了解别人，你是智慧;你知道自己，了解自己，这是高明。同志们想，知道别人是智慧，知道自己是高明，合起来就是明智，你这个人很明智。 仁 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陈志岁《载敬堂集》）仁体此刻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此刻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资料，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礼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个性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明白、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资料、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就应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礼貌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一样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十分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1 . 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叔本华 2 . 单纯追求教学质量是低层次低水平的，只有最大限度的让每个学生全面健康积极地发展，只有最大程度地让每位教师每位职工的人生价值得到最佳体现，学校的方方面面得到最大程度的协调融洽凝聚，这样的学校才能说是较好的。 3 .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崔道融《西施滩》 4 . 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贾谊 5 .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范成大《州桥》 6 . 思想和身体一样,稍有过度的安逸,就会染病。一狄更斯 7 . 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巴金 8 . 勒哈贝罕行为邪恶，因为他没有专心致志寻求上主。 9 .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0 . 三万里河东人海，五千仍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也君子乎? 2、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3、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5、不患人不知己，患不知人也。 6、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7、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9、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2、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17、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18、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21、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33、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35、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36、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37、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38、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39、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40、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礼”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礼的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等方面。“仁”是礼的最根本的精神内容，“恭”是对人的庄重和顺，“敬”是对人严肃真诚，以礼相待。 在孔子的观念中，“正”就是合礼，“割不正，不食”，没有礼就无以立身成人。 孔子主张以礼义来规范人欲，他一方面承认人欲的存在和满足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以礼节欲，克制欲望的膨胀，达到“仁”的道德境界，他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 被看作显学的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都曾风云一时，引起的反响巨大，至今仍不断地吸引人去关注这二者的思想是什么，何以在当时可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儒家的主要思想内容可以简述为仁义礼智信，墨家的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当然，这只是极为简单的说明，墨家与儒家的细微内容还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任何事物，能得到极高关注及接受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这个事物迎合了时代人们的心理诉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已经慢慢普遍地关注人，从奴隶社会的神中逐渐解放出来，儒墨两大家在关注人与社会这方面皆闪射出耀眼的光芒，从以上粗略点出的主要思想内容便可看出。二者投放的目光相同，但也有差异，这里就浅谈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之别。 首先，入仕的区别。儒家提出了一整套的入仕方法：意诚心正、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方法由微及宏，由细及广，修个人，而达天下，从个人出发，推己及人，注重的是由自身内界的善而先，从而推动外界的善，基点是自己。儒家同时也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虽然他强调人要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但同时又将隐与仕的选择权交给了人的本身。可以说，儒家的进取论更多地是要靠自身的努力奋斗，提升自身，从而被君识，再而一展宏图。而墨家在入仕的方面就显得特殊一些，他也强调了人格的重要性，如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等，更值得关注的是，墨家也曾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他主张统治阶级识人、任人。不同于儒家的依靠士人自身奋斗进入仕途，墨家更多强调统治阶级尚贤，将基点压在了对方的身上。在入仕的这一点上，儒家看到的是君君臣臣，臣必须为君主奔波的阶级意识，而墨家的思想似乎已经超越了阶级的存在，甚至是超越了时代的阶级局限，将君与臣相持平，更是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想法。因本文主要论述儒墨二者的差异，所以不深入探讨二者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下文皆是如此。 其次，爱人的差异。这个在上文也有所提及。儒墨二者这一方面的差异也体现在了阶级这二字上。儒家的爱人或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纲常下的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这句话表明了在儒家的人心中，世界上的人是有等级差别的，有亲有疏，有君臣、上下与长幼的区分，这也就带来了爱人的差别。最为明显的一句话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里，体现了血缘亲疏的爱。而墨家的爱不同，墨家的爱是兼而爱之：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种爱，完全将个人与集体混融，不给任何一丝缝隙，看不见等级差异，是众生平等的爱，是大爱，当然也是忽略了人性、脱离了现实的理想的爱。儒家思想关注到了人性特点，懂得亲疏之别，贵贱之分，贴近当时人的心理感受，墨家的爱人忽略了人欲所在，更是脱离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实际情况。 再有，法仪的不同。儒墨二者都注重法，这里的法自然不是指法家的法，而是指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协调社会的一套社会公约。儒家的法一方面依靠的是个人自律，另一方面依靠礼乐制度。自律是各种道德观念的软法仪的束缚，儒家特别强调慎独、仁义，而且将德上升到重要的位置，不止君主要以德治人，君子也要以德服人，这实际是从文化意识层面约束人的行为。而礼乐制度是社会制度层面的硬法仪的束缚，儒家是很重视音乐的感染和教化作用的，认为通过乐的熏陶，可使人得其所，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人应该受到的教化程度与内容也应该有所不同，比如统治阶级应学治国之学、士应学为人为君之学、农民应学耕种之学，每一种身份不同，便带来了学习内容的差异性，这种不同的阶级划分自然引起了所听音乐的不同，什么样的身份听什么样的音乐，否则，人不得其所，混杂乱嵌，社会又怎会有秩序可言？处何位，行何事，这种认知在儒家思想里是非常固执且固定的。而墨家的法仪看起来与儒家的却不太一样。墨家提出以天为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而这种想法的基础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他们承认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义自然也是千种万种，而统一的方法便是贤良之人选为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这个义出自贤人，虽贤人之法想来应该闪烁着道德与仁慈的光辉，但究其根本，也不过是一人之法、一家之法。 还有，便是仪式的区别。如果要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儒家是有生活仪式感的，不管是祭祀、葬礼、行军还是鼓乐，都有严格的要求，像祭祀的牺牲品类、叩拜礼节分很多种，每一种所代表的含义都会不同，什么的场合用就用什么样的仪式，再比如葬礼，也包含着从服装、饮食到守丧等各种繁杂的仪式内容。反观墨家，在生活仪式上他们的观点与儒家的大相径庭，他们主张节葬、非乐、节用，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俭不止关乎个人，更是与国家的命运挂钩。可能相对于墨家而言，儒家各种礼节显得铺张浪费，但却不得不提出，儒家的这一种铺张是在社会上普遍认同的大事上，如葬礼、祭祀等，而在生活的其他小事方面提倡勤俭，而墨家的节，则是在方方面面都要节约。 以上便是粗略整理出来的儒家与墨家思想的异处，虽儒墨两家很多地方关注点相同，但主张却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出现得较多的便是阶级二字，阶级的不同，所带来的观察视角自然也不同，除了这一点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里不作叙述。 初中作文频道小编[紫荆私语。]今天给大家整理了《论儒家思想弊端》的优秀作文，这篇论儒家思想弊端共有800字，是一篇很优秀的原创作文，这篇论儒家思想弊端很值得大家参考和学习。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春秋时百家争鸣，汉朝时百家中分出了胜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随后中国数千年的王朝都沿用了儒家学派的教义用以教化民众。数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固然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可也使中国多次遭到灭顶之灾。 儒家学派讲究忍让和妥协。不到最后关头不会反抗，导致中国多次被外族侵扰,凌辱，践踏。外国占领后民众始终无法拧成一股绳反抗侵略。这点在五胡乱华，靖康之难，崖山之役，满清灭明等多次王朝更替中体现。泱泱中华，汉族人所有数量是这些外族的千倍，万倍，十万倍。但敢于反抗的却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安于现状。这与儒家提倡反对战争以德服人是分不开的。可你打着和平友好，以德服人的旗子去和别人讲道理，没人会理你。战争中一切的道德都得靠边站。在这点上俄国人宁可火烧家园也不留给敌人的精神相比之下更加值得推崇。 除了上述的“仁”以外儒家的教义中还有大量想法是反人权及带有歧视色彩的。儒家着作《论语·阳货》中写到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三纲五常中“夫为妻纲”把儒家学派歧视妇女的本性暴露无遗。这大大增生了中国百姓心中更多的男权主义色彩。 儒家学说同时又极度蔑视法律的存在。认为法与孝中，孝更为重要。比如说要“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儿子应当在父亲违法后依旧包庇父亲，这一想法完全是无视了法律的存在。儒家思想一味排斥法律规章自以为人们都可以有良好的自我约束能力，这就是白日做梦！就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祟下，当今的中国大陆有一大批的人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儒家在被当时各朝各代推广时大量传播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并同时告诉人们，他们学习不是为了报销国家而是为了当官，指挥别人“学而优则仕。”。 最后，儒家思想过分注重等级观念，让人们认为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得反抗或提出异议。这个做法过分压抑了个性，把所有人教育的循规蹈矩。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造成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初二:你猜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期。期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英国的威廉·配第始创，中经亚当·斯密的发展，最后由大卫·李嘉图完成。他们不仅健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典经济学，在财政税收理论上，也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其基本理论与观点是：在税收制度上，主张开征有利于资本发展的税种，减少赋税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损害；在理论上，反对重商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主张将国家的职能尽量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实行“廉价政府”，以利于私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发展；在税收原则上，主张实行平等、便利、节省等原则，使税收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话说咱班这“怪人”啊，橡皮可有不少，他却说是捡来的，但却没几人信。为什么呢?“大街上哪儿来这么多橡皮让人捡啊!”这是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好了，废话不多说，我要讲这趣事了! 在一节数学课上，老师讲着课，可“怪人”却没在听，鼓捣起橡皮来。只见他拿出另一个铅笔盒，从里面拿了不少橡皮：小橡皮，中橡皮，大橡皮……样样俱全!他将橡皮们排兵布阵似的摆好，好像还觉得不过瘾，又拿出三把尺子，把一部分橡皮与尺子摆好，成了一个“炮台”，之后放上“大炮”(橡皮，搞得跟战场似的。 这时，老师好像看到了什么，瞥了“怪人”一眼，然后继续在黑板上写算式。 “怪人”却根本没看见似的，开始“指挥”橡皮进行橡皮大战。他越玩越起劲，完全没发现老师在瞪着他。 终于。老师忍不住了，停止了上课，快步走到“怪人”桌前：“哎呦，在摆摊啊!”老师用她一贯的语气说,“快去把张老师叫来，带上手机，好好看看我们小周同学的杰作!”“怪人”只能呆呆地坐着…… 这时，张老师拿着手机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其他同学蜂拥而上，打算欣赏“怪人”的杰作。“都给我做好!”老师说。同学们只好收起好奇心，老老实实呆在座位里，看着老师们批评“怪人”…… 我想大家都猜到“怪人”是谁了吧!没错，他就是小周同学!嗯?怎么用股气在后面?!不好，小周同学正火冒三丈呢!我得溜了,拜拜! 法国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资产阶级税收理论。重农学派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其先驱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f·魁奈、 a·r·j•杜尔哥和西斯蒙第。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法国，由于封建王朝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农业极度衰落，税制紊乱，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人民负担沉重，法国的财政经济面临严重的危机。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农业，要财源茂盛，增加财政税收收入，必须发展农业，从而将其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提出了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他们在税收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思想和政策主张。主要的有：（1）税收与生产的关系。他们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观点：①课税不能过重，不可影响和破坏生产，应根据纳税人的能力缴纳。否则，生产就会衰退，反过来，造成税收收入的减少；②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要适当，应当和国民收入的数额保持平衡，不可任意挥霍；③税收增长的前提是财富的增长。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之母，君主要想多征税必须首先扶持农业。不这样做，征税就会变成掠夺，很快会使国家趋于衰落贫穷。（2）主张实行“单一土地税制”。取消其他一切赋税，简化赋税征收机构，节省征收费用。（3）提出了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4）以转嫁为标准划分直接税与间接税，并提出了以“纯产品”为核心的税收转嫁与归宿的学说。（5）主张废除包税制。重农学派的税收理论是防止封建帝王横征暴敛的理论武器。⬣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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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风景资源评价的主要学派及其方法。各学派在寻找自然风景美学规律及指导风景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都各有长处和不足；它们从风景－风景审美者之关系的不同角度进行风景美学及风景评价的研究；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各学派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作者指出，今后我国的风景评价工作应是多学派，多学科综合的；并强调要把丰富的中国传统山水理论同现代风景美学理论及风景评价技术相结合。
引 言
工业、能源、交通等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自然风景资源同其它自然资源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环境的视觉污染也与环境的其它污染一样，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身心健康。面对这个问题，最早觉醒并采取积极措施的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一系列明确提出或强调保护风景美学资源的法令相继产生，诸如美国国会通过的《野地法》（1964），《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海岸管理法》（1972）和英国1968年通过的《乡村法》。这些法令的制定，标志着长期以来为人所享用但并不为人所珍惜的风景美学资源，将与其它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一样，具有法律地位。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风景往往因为"不可捉摸"，缺乏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在法庭上受挫。这种现象最终刺激了科学风景美学研究的发展，而风景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风景质量的评价。二十多年来，风景评价及美学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该领域研究的多学科综合性，是其它任何领域所难以伦比的。研究人员除了风景规划专家及专业资源管理人员外，还有相当比例的心理及行为科学家，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森林科学专家等等。他们分别将本学科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带到风景美学研究领域里来，从而使该领域出现风起云涌万马奔腾的动人局面，学派林立，方法各异。目前被公认的有四大学派：专家学派，心理学派，心理物理学派，认知学派（或称心理学派），经验学派（现象学派）（Daniel 和 Vining 1983, Itami 1986，Zube 等 1984， Zube等1982）。本文将对各学派的主要思想及有关风景评价的主要方法作一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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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不知道他儿子的恶，也不知道他枝条的大。
32、三十岁的时候，我立场坚定；四十岁的时候，我毫无疑问；五十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六十岁的时候，我倾听自己的心声。
33、快乐和悲伤的不发，说在，发和所有的部分，说的总和。为了和谐，天燕的位置，万物繁衍燕。
34、不矜持，终累大德。为九座山，一次失败。
35、因为政治上的美德，如北方的地位和星辰。
36、大德不超过悠闲，小德也可以来来去去。
37、我的第三天反省我的身体：人寻而不忠？与朋友而不是信任？不能教吗。
38、李仁为美，选择仁，怎么知道。
39、别无所牵挂，别无所牵挂。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
40、学而不思则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总结 ⬣
内容提要：李柏称为“关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隐者。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关键词：李柏；儒家的隐者；思想构成
一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28年），“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①9岁一入小学，就常吐奇语，令师生惊叹。17岁时，偶读朱子小学，见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受塾师怒斥而不顾，发誓要学古人。后来又屡次避乡试，漫游山野。后因母逼责，应试受博士弟子员。母逝后，他守墓三年，后只身入太白山中，发愤读书，成为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李柏饱经艰难，曾避兵移家入太白山，生计颇为艰难，但他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48岁时曾举贡太学，但旋即谢去。51岁时曾至周至访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学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岁，应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汉、洞庭湖、衡山等地，归后有《湘中草》诗集问世。南游归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举家迁至陕西洋县等地，又有《汉南草》问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李柏自洋县携家北返，寓居樊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李柏卒于眉县故居。李柏生前有诗文集《槲叶集》问世，“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①（王尔辑《墓碣》）是其思想情感的结晶。
综观李柏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是儒家的隐者。所谓“儒家的隐者”是指信奉儒家学说，但又由于诸多原因，不出仁，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隐以求志、坚定儒道的士人。一般学术界认为，儒家学说是人世的，汲汲于治国平天下的，这是对的。但不要忘了从孔子起就有了隐逸思想，如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②如他还有想“居九夷”（《论语·子罕》）②想法，这都是一种隐者的“避世”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出现了像原宪这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原宪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②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②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③。儒家的隐者之所以走避世之路，主要是在因时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治世还是乱世，以及自己的理想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尊重来作出选择的。李柏就是如此，他自己曾说：“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隐匿山林的儒者。
二
从以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李柏的.思想似乎是丰富多样而又杂乱无章，多是灵感式的诗文，随感式的札记，包括题叙、书信和格言，没有构思精致、严谨充实的论文。他没有开门授徒，也没有留下师生切磋学问、阐发思想的材料，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他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影响。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其思想深处，会发现他的思想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概括地说，李柏作为儒家的隐者，还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各种变化了的新形态，如理学——心学、关学以及一些基本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与阐发，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作了许多发展，它实际上是吸收佛道思想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李柏思想是以儒为本，兼取佛（禅）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这里我得再说明一点，前面我说“儒家的隐者”是说明儒家内部有一个趋向于避世的隐者传统，这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儒家隐逸思想。笔者是这样想的，儒家的隐者在“隐”（不仕、避世）上与佛、道是一样的，但儒家的隐者却笃信儒家的基本思想，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他们避世而不出世，不为官而作民，但也不抛弃家庭亲情和尘世的友情。这一传统最远可追到伯夷、叔齐、许由、巢父，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道教的确立，佛教的传入，儒家的隐逸思想从道佛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发展。汉代以后，儒学主流虽说取得了独尊地位，然而一则社会历史周期的动荡使儒士们遭遇困窘，二则儒学的独尊使士人都钻研儒学，可并不是每个儒生都得到重用的，于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得时用，怀才不遇，于是只好走隐逸之路。这其中也有个别人是试图走终南捷径的，但主体上还是安贫乐道，清高自守，往往成为地方贤达、乡间名士，成为正统儒学的朴素的花边。在腐败的时代往往还透露出一丝真实人性的亮色。
作为儒家的隐者，李柏对儒家隐逸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因 儒家士人选择隐遁避世之路，大都有客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变革、动荡之际，政治黑暗，士人分化，思想混乱，一部分儒家学者看到圣贤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便为了守道而退隐。李柏生当明末，亲眼看到明王朝走向灭亡，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多次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首先，明末多盗，是因为“近世嘉庆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延，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延也”①（《过函谷关论》）。其次，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都是只知背诵时文，头脑僵化，无见解、无真才实学的“白面书生”，国家依赖这要样的人必然会落得个大厦倾颓的结局。李柏在河南看到李自成大乱后留下的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情景，但他把这一罪责归结到统治者，“明季文臣不能无罪矣！”正是对社会政治的观感，他既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又极端反感举业。进入清朝，满人入主中原，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夏夷意识使他像许多前朝遗民一样，不愿与满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隐居求志的道路。对此，后人曾寄予深切的同情。赵舒翘曾说：“雪木先生生当明季，抱草莽孤愤无所发抒，遂放浪山水间，其志亦大可悲矣”（《跋淡园亦山园记墨迹卷》）。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李柏还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在《岁寒斋记》①中，他说：“《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皆圣人教天下以善处岁寒之道也。……伯夷遇岁寒于周者，庞德公、管幼安遇岁寒于汉魏之际者也，陶渊明遇岁寒于晋宋者也，……”。我们完全可以再补充一句：“李雪木遇岁寒于明清之际。”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则 李柏选取隐居之路的指导思想是“六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都出自《论语》，应该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也应是儒家思想。李柏对这六句话多有阐发，他在《语录》中有一则，说此六则“何等决绝，何等勇断，认为当时士人“因循荏苒，以为通达权变，故终身不济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六则箴》①，认为六则的大义是“因乎时者也”，“时者无可无不可也，可以行则行，可以仕则仕，可以卷怀则卷而怀之。”并举历史上帝尧、许由、诸葛亮来说明知时的重要。关于知时，孟子曾经说孔子是“圣之时者”，
还说：“士穷不失义，大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穷达知时应该是原始儒家一个重要观点，这已为新发现的郭店楚简所证明。楚简儒家文献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这里的“时”就是指时遇、时世之意。或穷或达取决于“时”，君子应知时。在知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选择无非是廊庙或山林。在《驳王维与魏居士书》①中李柏引用严子陵的话：“士故有志，去山林，去廊庙，因乎时也。时可利见，辞烟霞而依日月；时可潜隐，弃轩冕而友鹿豕。”因时而异，作出选择。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廊庙。廊非吾事也”（《寄张素石》）①，于是就走入山林。
隐者之志趣 走山林之路，也得有坚定之意志、高尚之情趣，不然可能如唐朝卢藏用，把隐居作为追求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留下笑柄。李柏少有隐志，后来终生不仕，坚定不移，他曾经把隐志比如钢铁，“时不可为则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老汉可也，慎无捷径于终南”①（《铁墨吟序》）。在《后题牵饮上流图》①中他说：“士固有志，志在丘壑，无论生帝代即生皇代亦隐也。”他特别推崇陶渊明的人品诗品，许多诗文抒发这种思想情绪，原因便在于陶渊明的志向很坚定。陶渊明生为晋人，志在为晋，耻食宋禄。李柏认为既然走了隐者之路，就要有隐者高尚的情趣，这就是要追求一种淡泊、清白、高洁的逸情高韵。他写《淡园记》①阐发“淡”之大义：“子思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诸葛孔明：‘淡泊足以明志’。邵康节曰：‘元酒味方淡’。庄子曰：‘虚静怡淡’，又曰：‘游心于淡’。”他例举了历史上辞富贵高位隐居求淡的人，说明“淡则心逸而日休，不淡则心劳日拙，是以学道君子为此而不为彼。”在《仲贞张公淡园跋》①一文中他还把“淡”看成一种至德之境：“淡之风清，淡之韵高，淡之用简，淡之致闲，淡之清静，淡之气穆，淡之思定，淡之操严，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则不忮，廉则不贪，严则不滥，定则不扰，穆则不浮，静则不躁，闲则不劳，简则不烦，高则不俗，清则不污。……淡之德至矣。”与“淡”相近的是“清”。李柏多处歌颂隐者之“清”，还把清看成“圣人之道”。在《花之圣人》①中他通过梅花、菊花、莲花、牡丹花的生性及古圣贤逸爱各有所衷情进行比较，最后说“梅，花之圣人也”。因为“天下之名园胜圃，万花烂漫，逞艳斗媚，一旦时移运去，夏日烈斯凋残矣，秋风起斯摇落矣。惟梅也，万国飞霜而独傲霜，四海雨雪而独凌雪。”他把伯夷与梅相比，孟子曾说伯夷为“圣之清者”，那么，“梅之清，夷之清也”，“天下皆冬而梅无冬，与天下皆周而夷无周，同一清也。清之圣，圣人之道也。”李柏隐于山林后最爱太白山的雪和月，他写了许多诗文，抒发其高洁清白的情趣。如《太白山雪月》①云：“我爱月下雪，我爱雪上月。月光荡雪花，乾坤胥白彻。高士怀素心，宁与雪月别。一滴饮贪泉，雪残月亦缺。”在《太白山月歌》中描写冬天入太白山，见到的是白雪、白月、白鹤、白石，特别是太白山月在昏晓及春夏秋冬的不同美景，最后把雪月之清白洁净与历史上古圣先贤的事迹结合起来，如见山月思渭川，姜太公钓于渭滨，后辅周八百年；见山月思首阳，伯夷叔齐“清风吹? ?м毕恪钡鹊取＠畎淄形镌⒅荆?杈笆闱椋?泶镒约旱闹救ぃ?源撕笕吮硎玖嗽尢荆骸跋壬?Р豢梢皇乐?牛?窘嘈蟹迹?ㄈ痪?住保ㄍ跸芍蕖吨乜?lt;槲叶集>》序）。
孔颜之乐 隐居不仕，必然要守贫贱，手磨难。然而儒家之隐者大都安贫乐道，以贫贱为乐，自苦中寻乐，真乐在其中。李柏终生不仕，无奉无禄，又加之天灾人祸，生计一向十分艰难。他在穷愁潦倒之时，但在心灵上与孔颜沟通，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在《万味珍馐解》①中，他写道全家人曾经“绝麦”、“绝盐”，每天只喝两餐玉米粥，但他以孔子绝粮于陈蔡、孟子绝粮于邹薛，子思居卫三旬九餐，陶潜归里叩门乞食为例，说明“大圣大贤犹有此厄”，自己的饥饿算什么呢？他在《山房咏怀》①中写道：“贫贱休嗟隐者骨，山家富贵世无知；茹毛口御三皇膳，结草身安帝王居。……客来如论玄薰事，笑指飞鸿过太虚。”在《可以集叙》①中写道：“贫贱之乐，孔颜之乐”，并举古人为例：古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餐者，有併日而炊者，有食木子像栗者，有采蕨茹芝者，有屑榆者，有咬菜根者，有一食常坐者，有餐氈齿雪十九年者。这些人都“主于中不动于外，抱节仗义不忘沟壑者之所乐。”他自己“母寡兄幼，兵盗赋役旁舞，萧条四壁，饥寒四十余年”，但“自信性能安贫且好读书，好与客谈山林，好看剑，好吟诗作文，好蒲团静坐，好临水把钩，故终日罗勒有余而尚未有戚戚不足之意。”
李柏主体思想是儒家的，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多有发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禅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李柏隐退山林，自有众多的禅林、道庵，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他从历史上的高僧高道那里汲取智慧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呈现儒释道糅合的驳杂色彩，并有鲜明的三教合一的倾向。
与李柏交往的禅师主要是憨休禅师。当时憨休住在敦煌寺院，二人之间多有往来，李柏留下了许多文字，如《憨休和尚语录叙》、《送憨休禅师敲空遗响集叙》等著名诗文，反映了他吸收佛（禅）思想的痕迹。李柏对憨休颇为崇敬，认为其乃“所谓英雄回首而逃禅者”。他与憨休不仅谈佛、谈禅，还谈儒学，“溯源象山，派分东越”，还谈经济、谈文章，这样自然会萌芽儒佛结合的思绪。他对憨休《敲空遗响》一文甚为欣赏，并循着憨休“空”的思路阐发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圣人，皆以空为把柄者。是故孔子曰：‘空空如也，空无知也。’老子曰：‘空无所空，空无物也。’佛曰：‘万法归空，空无法也。’”“空”实际上乃三教圣人所教人的无穷大道，它无形无相，长住不坏，圣人的传教，是以空敲空，空生响，空无尽，响亦无尽，空无坏，响亦无坏。因此，“三教圣人把柄在空”，“空之义大矣哉？”在《重修大兴善寺大佛殿碑记》①中李柏更明确地表示三教归一的看法：“天有三光，治有三统，教有三种。”他在与憨休禅师讨论这个问题时，憨休举例说，孔子曰欲无言，佛曰无一字。既曰无言复删修六经，不知其几千万言也，其几千万言不过言其无言而已。既曰无一字，可为说经八万四千，其说经八万四千不过说其不一字而已。儒曰爱人，佛曰慈悲；儒曰万物一体，佛曰昆虫草木皆有佛性；儒曰戒慎惧，毋自欺，佛曰念起即觉，以智慧剑斩断葛藤；儒曰不勉而中，不思二得，佛曰出有入无，法轮常转，自在无边等等，这些实质上是一致的，故说“教有三种，道归一致”。
李柏对老庄也甚为喜好，对道学有自己深刻的体悟。他评价韩信，认为韩信的被杀，罪在不读《老子》。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韩信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违反了天之道，并以张良与老子相提并论，认为张良深谙老子之道，老子被孔子视为龙，张良也有龙之德。什么是龙之德？李柏在《答焦卧云亢龙说》①中作了回答，因为《易》乾卦有亢龙之论，所谓亢龙即知进不知退，汉代霍光就是如此，而周公则知进知退，为有龙德之人。所谓龙德就是“因时变化”，“潜见跃飞无所不可”，“学者贵乎知时，知时则知龙德矣，则知《易》矣。”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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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论儒者隐逸时的知时之论，其实是吸取道家和《周易》的结果。李柏深受庄子思想浸润，如“齐生死，忘人我，泯得失，一寤寐”①（《语录》），就深得庄学之旨。他屡次阐发庄子“有用无用”之论，如说“君子处世露才不如敛才，有用不如无用，故瞽者鲜坑长平之土，而躄者不焚赤壁之火”①（《无才》）。在《柴关》①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认为“桂以香伐，桐以声斩，……麝以脐灾，猩以血擒，自古然矣。”李柏还有许多诗表达庄周梦蝶，人生如梦如幻的思想。《游郡东湖序》①便是这样一篇洋洋洒洒，堪与《庄子》媲美的美文，情与景融，现实与梦幻不分，千万年与今日同一，我与蜂鸟混然同在梦中游，我化蜂鸟，蜂鸟亦化我，我梦蜂鸟，蜂鸟亦梦我，“往古今来，世界皆梦幻也”。《梦》①一诗还写道：“把梦思量梦更长，觉为蝴蝶梦为庄，因缘说破真堪笈，悔在邯郸做一场。”三
尽管李柏思想中有浓郁的佛道色彩，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隐退山林的儒生，他是以儒为本，兼取佛道的，这一点应清楚。但是，在李柏当时和身后，是有人对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指责的，但真正理解他的人还是多数。钱仪吉在《太白山人传》①中说：“吾眉乾隆间县志称李雪木先生奇服诡行，任情放诞……不肯随俗俯仰，宜人以为怪诞，然其皎然自立，志在圣贤，则人罕有识者。”高熙亭在《重刻<槲叶集>叙》中评述李柏：“始则见朱子小学而燔时文，即则学业文章诚足羽翼六经，发蒙振聩。……而世之论者若谓其不专习程朱之书，刻程朱之集，袭程朱之语录，而为书攻其称异于程朱者，以张吾道之门户，遂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盖有不可解者矣。”沈杏卿《重刻<槲叶集>序》中说李柏“平生手不释卷，于书无所不读，贯穿百家而惟守关闽之学为宗旨。”近世贺瑞麟在《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①中也写道：“吾秦当国初，多硕儒鸿才，博学高士。周至李二曲先生，富平李天生先生，及眉县李雪木先生，并称为关中三李。云二曲理学，天生文学，雪木则高隐。成就虽各不同，要其根本之地，未尝不一。……且先生（李柏）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学，亦自有其文学，与二曲、天生性情气谊深相契合者也。”余堃在《学宪余公履邑候》①中说：“故儒雪木李先生，亮节清风，征车不就……《槲叶集》逸情高韵，托旨深远，不谓永嘉之开，复闻正始之音，关中元气醇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萧柳庵在《<槲叶集>叙》中曾引李柏自己在明亡之际，尝步观九原，顾墟墓累累，叹曰：“百年或化为荒烟蔓草，学者当为身后计。欲为身后计，当别有正学。”这“正学”就是先生追慕终生的圣贤之道。由以上看来，李柏总体上还是个儒者，只不过生不逢时，故知时而退，又始终生活在乡间山林，在社会地层，与许多平民百姓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他又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有思想有激情，上观千古，慕古圣先贤的佳言佳行；中述关闽，发展理学、心学；下顾及后世，将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德操、清白的志趣、高洁的人格留给后人；旁及佛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定的地位；他以隐为名，然而在理学、文学上也有建树，有成就，成为关中三李之一。总之，作为一位带有强烈诗人风格的思想家，李柏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中、陕南的士风、学风，他的思想及情操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① 李柏.槲叶集[M].清光绪重刻本.
②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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